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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电影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也是碧姬·芭铎去世的日子。
随着碧姬·芭铎基金会的一纸声明，法国电影史上最耀眼、最具争议的星辰最终陨落。基金会在声明中深情地写道：「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宣布，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世界著名的女演员和歌手碧姬·芭铎夫人去世。她曾选择放弃辉煌的职业生涯，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动物福利事业。」
在这一最终时刻到来前的几个月里，关于芭铎健康状况的种种猜测已在坊间流传。
10月，由于严重疾病，她曾被紧急送往土伦的圣让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当时其公关团队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平息公众的焦虑，甚至在11月发布声明怒斥死亡谣言，称她恢复状况良好。
法国总统埃马克龙在得知消息后迅速发表了长篇悼词，称芭铎为二十世纪的传奇。
马克龙的致辞并未回避芭铎晚年的政治争议，而是巧妙地将她定义为自由的化身——从代表法国国家象征玛丽安娜，到为无声动物呐喊的激进斗士，她的一生是对法兰西精神中叛逆与激情最极致的诠释。
碧姬曾在Twitter上发公开信谴责法国总统马 克龙在动物保护 领域的不作为
碧姬·安妮-玛丽·芭铎1934年出生于巴黎第十五区，成长于富裕保守的第十六区帕西街区。她的家庭是典型的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缩影：父亲路易·芭铎是一位拥有工程学位的工业家，继承并经营着家族的乙炔和液化空气企业，闲暇时喜爱写诗和拍摄业余电影；母亲安妮-玛丽则出身显赫，热衷于时尚、艺术和社交。
小时候的芭铎
尽管物质生活极度优渥，他们在巴黎拥有豪华公寓，在卢弗西恩拥有周末别墅，频繁往返于梅杰夫滑雪或去蔚蓝海岸度假，但芭铎的童年却笼罩在一种冷漠而严苛的教养氛围中。
母亲托蒂对女儿的管教近乎军事化，不仅严格控制她的社交圈，还极其注重礼仪规范。一个常被心理学家引用的童年创伤事件是：芭铎和妹妹米嘉努在玩耍时意外打碎了一个珍贵的中国花瓶。作为惩罚，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剥夺了她们作为家庭成员的亲密待遇，禁止她们称呼爸爸妈妈，而必须使用疏离的先生和夫人。
这种早期的情感剥夺在芭铎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她后来在自传中坦承，自己毕生都在寻找那种无条件的、甚至带有窒息感的爱，这成为她日后情感生活持续动荡的心理根源。
为了矫正芭铎稍显散漫的体态并培养淑女气质，母亲强迫她学习芭蕾舞。1947年，十三岁的芭铎考入了著名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师从严厉的俄罗斯编舞家鲍里斯·克尼亚泽夫。
这三年的专业训练对芭铎日后的银幕形象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舞蹈训练赋予了她一种独特的身体语言：挺拔的背部、外开的脚步以及一种在此后无数电影中被摄影机捕捉的、既优雅又充满动物性警觉的行走方式。
她的同学、后来的影星莱斯利·卡伦回忆，芭铎在班上被称为小母鹿，这个绰号预示了她那种脆弱与野性并存的特质。
更重要的是，芭蕾舞的训练让芭铎学会了如何将身体作为一种表现工具。在那个女性身体普遍被束缚在束腰和硬挺面料中的年代，芭铎通过舞蹈获得了对肌肉和肢体的绝对控制，这为她后来在银幕上展现那种未被驯服的自然状态奠定了生理基础。
1949年，年仅十五岁的芭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母亲朋友的推荐下，她登上了时尚杂志《Elle》的封面。这一事件在当时保守的法国社会并非毫无争议，因为模特这一职业在传统资产阶级眼中仍带有某种不体面的色彩。
然而，正是这张封面照片，捕捉到了芭铎身上那种介于纯真少女与成熟女性之间的独特气质。这张照片不仅让时尚界惊艳，更吸引了当时还是新人导演助理的罗杰·瓦迪姆的目光。瓦迪姆在看到封面的那一刻，便敏锐地察觉到了芭铎身上潜藏的、尚未被定义的时代精神。
他不仅看到了她的美，更看到了她作为打破旧道德体系武器的潜力。
瓦迪姆与芭铎的相遇，堪称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故事之一。对于年轻的芭铎而言，瓦迪姆代表了她在僵化的家庭环境中无法触及的波西米亚式自由与智性解放。
瓦迪姆向她介绍了波伏瓦的《第二性》，带她进入了左岸的知识分子圈子，教导她如何不仅作为被欣赏的客体，更作为拥有欲望的主体存在。
然而，这段恋情遭到了芭铎父母的激烈反对。对于路易·芭铎而言，瓦迪姆这个没有正当职业、混迹于电影圈的波西米亚人简直是噩梦。
这种家庭冲突在芭铎十七岁时达到了顶峰——为了抗议父母对恋情的阻挠及试图将她送往英国读书的计划，芭铎在家中打开煤气炉并将头伸了进去，若非父母及时回家发现，这颗新星早已陨落。
这一极端的自杀未遂行为，震慑了她的父母，迫使他们最终妥协，同意两人在芭铎年满十八岁后结婚。1952年12月20日，两人的婚礼在巴黎圣母院举行，这不仅是芭铎个人生活的转折，也标志着她正式脱离原生家庭的掌控，步入了由瓦迪姆主导的影像世界。
虽然瓦迪姆最初只是她的丈夫，但他迅速成为了她形象的构建者。
在瓦迪姆的指导下，芭铎开始在《诺曼底苹果酒客栈》等电影中出演小角色。然而，真正让她引起注意的并不是演技，而是她在1952年的电影《比基尼女郎》中穿着比基尼的形象。在那个比基尼仍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年代，芭铎的大胆展示引发了争议。
《诺曼底苹果酒客栈》
1953年戛纳电影节期间，虽然她还不是一线明星，但她在海滩上穿着比基尼、赤脚奔跑的照片被全球媒体疯狂转载。她打破了当时好莱坞推崇的冰山美人或人造肉弹的范式。芭铎是自然的、不加修饰的，她的性感带有强烈的阳光味道和海水的咸味，这种自然之子的形象极大地迎合了战后一代渴望摆脱沉重历史包袱、追求享乐的心理需求。
芭铎的电影生涯，堪称一部生动的法国电影战后发展史，她横跨了老派的优质传统与激进的新浪潮，并以一种独特的、反技巧的表演方式，重新定义了女演员在银幕上的存在感。
在1952年至1956年间，芭铎出演了十余部电影，包括《诺曼底苹果酒客栈》《艳女怀春》以及在好莱坞史诗片《木马屠城记》中的小配角。在这些早期作品中，她通常扮演天真烂漫、略带调皮的年轻女孩，虽然美丽，但尚未形成具有破坏力的个人风格。
此时的法国影坛，依然被米歇尔·摩根、达尼埃尔·达里约等代表古典美与精湛演技的女星所统治。这些前辈女星讲究字正腔圆的台词功底与内敛控制的情感表达，而芭铎那略显含混的口音、随意的肢体语言，在当时被视为缺乏演技的表现，却恰恰预示了自然主义表演风格的到来。
1956年，由瓦迪姆执导、芭铎主演的《上帝创造女人》上映，彻底引爆了舆论。这部电影的剧情本身并不复杂，讲述了一个孤儿朱丽叶在圣特罗佩小镇上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
《上帝创造女人》
然而，瓦迪姆镜头下的芭铎，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影片中最为经典的一幕是芭铎在夜总会赤脚跳曼波舞的场景。随着鼓点的加速，她的头发凌乱，汗水顺着脸颊流下，裙摆飞扬，整个人陷入一种近乎出神的狂喜状态。
她跳舞不是为了取悦在场的男人，而是为了释放自己体内过剩的生命力。这种赤裸裸的情欲表达，不再带有传统电影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悲剧色彩，也不带有黑色电影中蛇蝎美人的阴谋算计，而是一种纯粹的、无道德负担的享乐主义。
这种形象激怒了保守的法国社会。影评人甚至将其称为从头到脚都不道德的女人。然而，在美国，这部电影却引发了轰动，票房收入高达400万美元，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时法国汽车工业的出口总额。芭铎迅速成为了法国制造的最强符号，与香奈儿香水和雷诺汽车并驾齐驱。
尽管芭铎常被视为商业明星，但她与新浪潮导演的合作证明了她作为电影作者工具的重要性。
新浪潮导演们厌恶传统的摄影棚美学，追求街头拍摄与即兴表演，而芭铎那种不表演的状态恰恰契合了这一美学追求。
在《真相》中，著名导演克鲁佐试图挖掘芭铎作为悲剧演员的潜力。在这部影片中，芭铎饰演多米尼克，一个因激情杀人而受审的年轻女子。
《真相》
影片的法庭审判仿佛是对芭铎本人公众形象的审判：年长的男性法官和律师审视着她放荡的生活方式，试图用道德标准定她的罪。
克鲁佐以残酷著称，为了激发出芭铎绝望的演技，他在片场对其进行了精神折磨，甚至为了拍摄效果而真的给她灌酒、羞辱她。芭铎将自己混乱私生活中的痛苦注入了角色，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最具爆发力和层次感的表演。
该片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和评论成功，并为她赢得了大卫奖最佳外国女演员奖。然而，拍摄期间的高压导致她在1960年九月再次自杀未遂，这使得现实生活与电影情节主角最后在狱中自杀产生了惊人的互文性。
如果说瓦迪姆创造了芭铎的身体神话，戈达尔则在《蔑视》中解构了这一神话。
这部改编自莫拉维亚小说的电影，讲述了一位编剧与其妻子在参与一部电影制作过程中婚姻破裂的故事。
《蔑视》
这是一部关于电影制作的电影，也是对明星制度最深刻的解构。美国制片人约瑟夫·E·莱文因片中没有芭铎的裸体镜头而愤怒，强迫戈达尔补拍。戈达尔的回应充满了讽刺意味：他在电影开场加入了一段芭铎赤裸躺在床上，逐一询问丈夫是否喜欢她身体各个部位的戏。
这一场景使用了红蓝滤镜，将制片人和观众对明星肉体的窥视欲赤裸裸地摆在台面上进行批判。芭铎在片中饰演的卡米尔不仅是一个角色，更是芭铎本人明星困境的写照。她在片中戴着黑色短发假发，试图掩盖标志性的金发，这种变形暗示了她在被凝视中的窒息感。她在片尾的车祸死亡，被影评人解读为新浪潮电影对传统商业明星形象的某种谋杀或告别。
影片开头引用了安德烈·巴赞的名言：「电影是用以此替代我们凝视的一个更符合我们欲望的世界。」
芭铎在片中那种疏离、冷漠甚至轻蔑的态度，完美诠释了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异化感。她在片中不仅是一个被欲望的对象，更是一个拥有蔑视权力的主体。
在六十世纪中后期，芭铎尝试了更多样化的角色。1965年，她与路易·马勒合作了《玛丽娅万岁》，在这部设定于二十世纪初中美洲的冒险喜剧中，她与另一位法国影后让娜·莫罗联袂出演，展现了极佳的喜剧节奏感与化学反应，证明了她驾驭商业大片的能力。
《江湖女间谍》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芭铎对电影工业的厌倦与日俱增。她在片场受到的过度关注、媒体的骚扰以及对自己逐渐衰老容颜的焦虑，使她感到窒息。最终，在1973年拍摄《科利诺寓教于乐的故事》期间，一次偶遇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她做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在三十九岁的黄金年龄，彻底告别银幕。
《科利诺寓教于乐的故事》
碧姬·芭铎的情感生活是她传奇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的每一次恋爱、结婚与离婚，都被置于镁光灯下，成为大众消费的谈资。她一生追求极致的浪漫与激情，却始终在寻找一种能够给予她真正安全感的关系。
第一任丈夫罗杰·瓦迪姆是她的启蒙者和塑造者。瓦迪姆不仅是丈夫，更是她银幕形象的设计师。他鼓励芭铎释放天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她的自由。
然而，这种基于自由的契约最终因芭铎在拍摄《上帝创造女人》期间与特兰蒂尼昂的公开出轨而破裂。两人的离婚并未终结合作，反而维持了毕生的友谊。
作为《上帝创造女人》的男主角，当时已婚的特兰蒂尼昂与芭铎假戏真做。这段关系极为炽热，直接导致了芭铎第一段婚姻的结束。随后特兰蒂尼昂入伍服役，两人的关系因距离和压力而告终。
与演员沙里耶的婚姻是芭铎试图回归传统家庭生活的一次尝试，但结局惨烈。两人育有芭铎唯一的孩子尼古拉斯。这段关系充满了争吵、媒体骚扰以及芭铎产后的抑郁与自杀企图。
后来，德国亿万富翁萨克斯为了追求芭铎，曾驾驶直升机在她圣特罗佩的家后院撒下成吨的红玫瑰。这段婚姻象征着六十世纪喷气机名流的生活方式，但两人性格不合，聚少离多，最终和平分手。
萨克斯和芭铎
尽管当时芭铎已婚，但她又与法国音乐才子甘斯布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这段关系催生了多首经典歌曲。芭铎曾要求甘斯布写一首最美的情歌，结果便有了著名的《我爱你……我也不爱你》，虽然后来该曲由简·柏金唱红，但原版录音充满了芭铎的性感张力。
伯纳德·多尔马勒是第四任丈夫，他曾是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顾问。这段婚姻是芭铎最长久的一段关系，陪伴她直至离世。多尔马勒对芭铎晚年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她更加坚定地站在了反移民、保守主义的阵营。
芭铎与雅克·沙里耶的儿子尼古拉斯-雅克·沙里耶出生于1960年。芭铎从未掩饰自己对母亲角色的厌恶与恐惧，这在当时崇尚母性光辉的社会中是极具冒犯性的。
在她1996年的自传中，她残酷地描述怀孕过程，称腹中的胎儿为肿瘤，并表示宁愿生下一只小狗。这一言论导致了成年后的尼古拉斯与前夫沙里耶对她提起诉讼并索赔。
尼古拉斯在成长过程中主要由夏里尔家族抚养，与母亲关系极度疏远。虽然法院判决芭铎支付巨额赔偿，但这一事件反映了芭铎作为女性主义偶像的复杂性：她争取了性自由，却拒绝传统的母职，且这种拒绝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表达的。
直到晚年，通过法律诉讼后的和解，她与儿子的关系才勉强维持了一种礼节性的和平。
1959年，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发表了著名的随笔《碧姬·芭铎与洛丽塔综合症》。她说，芭铎不同于梦露。梦露是取悦男性的客体，带有某种受害者的脆弱；而芭铎是捕猎者，她像男人一样去选择和抛弃情人，这种像男人一样行动的自由让父权社会感到恐惧。
波伏瓦又称芭铎为女性历史的火车头。她的行为并非出于蓄意的反叛，而是源于一种纯粹的、未被社会规训的自然状态。这种坦率使得围绕性的道德审判在她面前显得虚伪。
波伏瓦将芭铎从一个单纯的性感尤物，提升到了存在主义女性楷模的高度，从而赋予了她极高的文化合法性。
1969年，芭铎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国家象征玛丽安娜胸像的模特。这是历史上首次由真实的名人来扮演这一神圣角色。这标志着芭铎从一个丑闻制造者，正式被纳入国家体制的认可体系。玛丽安娜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而芭铎被选中，意味着她所代表的性解放、身体自由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反叛精神，已被吸纳为现代法兰西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但芭铎在女性主义历史上的位置极为尴尬且充满矛盾。
在六十年代之前，芭铎无疑是性解放的先驱。在一个避孕药尚未普及、堕胎非法的年代，她公开践行性自由，拒绝为自己的欲望道歉。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极大地拓宽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边界。
她证明了女性可以拥有经济独立、身体自主，并不依附于婚姻制度而存在。正如当时的评论所言，她是第一位现代女性。
《私人生活》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第三波女性主义和，芭铎却站在了对立面。
2018年，她在接受《巴黎竞赛画报》采访时，公开抨击，称绝大多数指控是虚伪的、可笑的。她认为许多女演员是为了上位而主动调情，事后却反咬一口。她怀念那个男人可以随意评价女性身材的年代，认为那是一种迷人的互动而非骚扰。
这种言论使她被现代女权主义者视为父权制的同谋和过时的老古董，似乎她曾经代表的自由，也不过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和特权的自由，而非基于结构性平等的集体解放。
如果说前半生芭铎是在为自己争取自由，后半生她则完全致力于为动物争取权利。
碧姬-芭铎基金会账号
1977年，芭铎在海洋守护者协会创始人保罗·沃森的邀请下，前往加拿大布兰克-萨布隆的冰原，抗议商业猎杀琴海豹幼崽。尽管遭到当地猎人的围攻和粗暴对待，芭铎趴在冰面上、怀抱一只白色小海豹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
这张照片利用了她作为明星的视觉影响力，将公众的注意力强行聚焦在这一血腥产业上。这次行动直接促成了后来欧盟对海豹产品的进口禁令，被认为是动物保护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芭铎的动保理念是绝对主义的。她不仅反对虐待，更反对人类对动物的任何形式的利用，包括食用、皮草、实验和娱乐，包括斗牛、马戏团等等。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使她赢得了动保人士的敬重，也招致了传统产业从业者的仇恨。
芭铎的晚年形象，因为她的极右翼政治立场而蒙上阴影。她将对动物的爱与对现代多元文化社会的恐惧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法国国民阵线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
芭铎认为，法国的传统认同正在被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群体所侵蚀。她多次在著作、公开信和网站上发表攻击性言论，导致她至少六次被法国法院以煽动种族仇恨罪名定罪。
1997年她在《费加罗报》发表公开信，抱怨法国面临外国人口过剩，这是她首次因此类言论被起诉。后来她在《普鲁托的广场》中哀叹我的法国消失了，攻击移民建造清真寺，称教堂的钟声因缺乏神父而沉寂。再后来又在《沉默中的呐喊》中称穆斯林为入侵者，指责他们试图毁灭我们要我们臣服，并攻击同性恋者、现代艺术和失业者。
她还致信时任内政部长萨科齐，抗议宰牲节屠宰绵羊的方式，称穆斯林为这群把我们耍得团团转并毁灭我们国家的人。
近年又发生了留尼汪岛事件，她在一封公开信中称留尼汪岛的居民为退化的野蛮人，称他们保留了野蛮的基因。
芭铎的政治激进化，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法国社会右转倾向的一个缩影。
她的丈夫伯纳德·多尔马勒作为国民阵线的高层顾问，无疑加深了她与该党派的联系。然而，芭铎的排外情绪更多源于一种防御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对动物福利的极端关注。比如说她对伊斯兰清真屠宰方式的攻击，主要切入点是动物痛苦，进而上升到文化冲突。
这种逻辑使她在动保圈内也引发了分裂，部分支持者不得不将她的动保贡献与她的种族主义言论切割开来。
碧姬·芭铎的一生，堪称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其中的光辉与阴暗、解放与压抑。
公众记忆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芭铎：
1973年之前的芭铎，以身体为武器，冲破了五十年代法国的保守主义壁垒，开启了性解放的先河。她是那个在圣特罗佩的阳光下起舞的金发女郎，是自由、快乐与性感的化身，帮助一代人摆脱了道德枷锁。她是新浪潮的缪斯，是玛丽安娜的脸庞，是法国软实力的巅峰代表。
1973年之后，她是那个隐居在拉马德拉格高墙之后的愤怒老妇，尤其是当今天的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和开放时，她退回到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堡垒中，试图抵御她无法理解的全球化浪潮。她不断用激烈的言辞攻击移民和现代社会，同时对受苦的动物展现出圣母般的慈悲。
这种从激进自由派到极右翼保守派的转变，看似矛盾，实则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她始终遵循的是一种原始的、不受约束的个人本能。
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写：「我不是什么圣人，我只是一个有着太多爱、太多恨、太真诚的女人。」
无论人们如何评判她的晚年言行，无人能否认她改变了历史。她不仅改变了电影，改变了时尚，改变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看法，也改变了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
今天，当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最终离去，世界对她的评价依然是撕裂的。
马克龙试图弥合这道裂痕的悼词，注定徒劳。
撕裂就撕裂吧，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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